正是这种地位和权利的不断被侵蚀，最终催生了1215年的反叛和《大宪章》的诞生。

[3]参见尹田教授系列论著，如《论人格权的本质——兼评我国民法草案关于人格权的规定》，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4期。面对人格利益保护需求急剧膨胀的现实，我国未来立法应加强对人格利益保护，对此没有人持异议。

未来民法典除了正面规定人格权之外，还应当对人格利益予以反向保护，应当在侵权法中设立保护人格利益的一般条款。例如，二战时期，德国纳粹统治在宪法的幌子下，无视法的正义，践踏人权，这一血的教训最终促成德国在1949年颁布的《基本法》中首先确定了人类尊严保障。有的国家很早就确立了人权，而人格权一直未能获得确认，如法国。[29]2004年我国终于实现了人权入宪，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参见徐国栋：《人格权制度历史沿革考》，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1期。

因此，宪法权利与民法权利存在不同的效力范围，宪法的私法适用不可取。[37]而在法国、德国，面对愈加急切的人格利益保护需求，人格权的确立仍然悬而未决。反垄断执法机构决定中止调查的，应当对经营者履行承诺的情况进行监督。

基于这一理论，我们便必须放弃一种行政法上的传统观点，那就是认为行政法的规范会直接带来社会的变迁，因为依理性主义建构的行政法忽略了行政法系统与其所规范的其它社会次级系统之自我再生性，而必须由一种内在的循环因果之理念来替代，也就是说就法律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而言，法律规范系统便不会直接造成其他社会系统的变迁。在代议民主框架下，行政权的正当性源自于代议机关的授权，法院的司法审查无非就是保障行政不得逾越法律授权的界限。此种行政正当性的观念，自二十世纪以来日益受到挑战，随着全球化、信息革命以及民主化的发展，人民与政府之间的联系变得方便、快捷，人民的意见可以通过更直接的方式传达到政府决策链条之中，民意的表达渠道更加多样化。(让·里韦罗，让·瓦利纳，2008：23)由于公私合作治理使行政与私人地位相对平等，传统行政程序法的强制与对抗色彩开始变得弱化，意思自治的成分有所增加。

离开了这些配合与协助，既定的行政活动可能被阻断无法继续开展，此类行为不仅仅具有辅助性，甚至直接决定行政行为的走向。反观我国，由于国家任务的不断扩大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诸多经济社会难题也只有通过政府与社会加强合作的途径才能予以克服解决。

比较法只能提供视角，且域外对于私人主体承担行政任务的公法规则尤其是程序法的态度正处于不断改进中。具体而言，首先，程序主体的伙伴结构性变革本质上是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于行政程序中转换的具体体现，具有传承性与延续性。季卫东先生提出理性程序的另一个标准是，通过结果的不确定性和结果的拘束力这两种因素的作用调动程序参加者角色活动的积极性，基于利害关系而产生的强烈的参与动机也会促进选择的合理化。而随着合作行政的来临，行政程序法更多吸纳了私法的平等、自治和协商精神，现在比过去要求更多的是说服和合作，行政机构所发布的许多‘命令如仍以单方面决定的形式出现，则应是通过一个称为‘协商的程序同有关的个人或企业谈判的实际结果。

在传统行政程序观念看来，程序是针对政府行政提前预设的行动轨道，行政过程的推进全然凭借行政机关的需要和意志，相对人只能被动接受程序的结果。反过来说，违法决定也不会因为它被接受而免于法反映的评价。经营者履行承诺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决定终止调查。私人不仅可以充当公共服务的承担者，而且可以参与规则、标准的制定，更重要的是，私人还可以承担自我管制者的角色，通过自我监控、定期审计、信息披露等方式，与政府合作管制，从而能及时有效地发现、披露、预防和矫正违法行为，身份的变化必然要求私人部门遵守相应的行政程序。

由于这种反思整合型程序是在一种新的、非等级制的、去集权化的环境中生长和运行的，因而无论是从程序主体还是行为方式上来说，都具有自主性和开放性。论辩过程中行政主体不可恣意任性，无故中断程序，需善于倾听与捕捉有效信息。

辩论规则化也适用于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只不过目前对于论辩的规范性依据尚缺乏，对于论辩的规则各地也鲜有涉及。注释: [1]关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现存的问题与制度完善可进一步参见周佑勇：《公私合作语境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现存问题与制度完善》，载《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12期，第90～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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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业只有政府才能完成的狭隘观念，也被不可逆转的公私合作治理洪流所摒弃。在程序参与主体方面，在行政立法起草组中积极吸纳社会力量，设置利益代表均衡与比例制度。

辩论机制的设置明显优于全票通过会。3.从公私对立到公私混合 在合作行政下，行政法理念转换的一个大背景就是从公私分立到公私混合。

反思整合性的启动及运行机制对于权力高度集中社会的行政程序来说难度较大但有必要，不仅可以及时反馈决策失误的可能，降低政治风险，也能使得交涉阶段暂时性的共识通过不断整合固化成为确定性制度。除此之外，又形成了这样的局面：个人作为服务消费者，有权要求提供服务。

(哈特穆特·毛雷尔，2000：422)而在美国，长期以来，民营化中的私人主体无须遵守《行政程序法》与任何程序性的要求，包括无须遵守《信息自由法》(美国法典，第5编，第552条)，《行政程序法》则明确将补贴与契约排除在通常适用于联邦行政机关的通告与评论规则制定程序之外，且行政程序法通常只要求行政机关接受司法审查(朱迪·弗里曼，2010：606)。[3]其在实践中的适用范围较为广泛，尤其是在税法、反垄断法、环保法、证券法等专业性极强的领域内，本质上为执法和解程序并在结果形式上体现为行政合同的订立。因此，协商民主成为一种证成行政正当性的新途径。因而行政机构在应用它们的规定和政策的时候必须更具反思性。

2.通过交往协商式的沟通过程来提升行政行为的可接受性 可接受性包括从行政决定评价为正确到还可以被承认这样的范围，就可接受性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的关系来说，有学者认为：法标准具有优先性，亦即欠缺可接受性并不会夺走适法决定的拘束性。建议在启动程序方面，赋予除行政机关之外的其他程序参与主体一定的行政立法的动议权、公民建议权等。

另外，鉴于合作行政中行政权力与市场机制相互依赖的现实，合作式行政程序也是解决传统行政程序与市场机制功能冲突的难得途径。摘要:  合作行政背景下的行政程序是一种新的行政程序形态。

行政冲突的复杂化以及社会变迁导致行政契约被大量使用，行政机关为了应对挑战和解决冲突，必须在传统的高权行为之外另辟蹊径，寻找一些更富有弹性的手段，尤其是人民之‘参与与‘协商被认为是解决冲突的重要方式时，行政契约即符合了这些种种的要求，而且，依据实际操作经验，行政契约也能善尽其‘解决冲突的功能。基于此，一种作为传统行政模式修补方案的合作行政模式应运而生。

(三)行政程序过程的交往理性化 合作行政背景下的行政程序重要品质之一就是程序蕴含着交往理性的内核。税务和解尽管因其源于税务事实的复杂性而与其它的合作式行政程序相比具有特殊性。行政效能不同于效率范畴，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为实现其管理目标，从事公务活动，发挥功能的程度及其产生效益、效果的综合体现。再者，伙伴化也伴随着私人主体将竞争要素融入了公共利益的实现过程，具有兼容性与现实性。

合作行政下公私之间关系本质的改变，逐渐改变了行政程序固有的封闭性结构。近年来，各地地方行政程序规定相继以特别行政程序或专章对行政合同予以规定，虽然立法体例有所不同，但内容颇为雷同，主要就行政合同的内涵、适用范围、订立原则、方式以及合同监管等作出规定，缺乏对行政合同缔结程序的细致设计。

鉴于我国行政主导色彩偏重的权力架构，建议完善履行行政任务的公法方式，同时发展行政指导、柔性行政等方式，适时通过行政主体资格赋予的方式来激励和规范私人主体承担行政任务。传统上强调公法与私法泾渭分明，然而公私的界限并非当然，事实上，合作行政下的许多机构都兼有公私部门的性质，很难去截然分开。

在程序设计方面，赋予公众分享议程设置的权利。行政程序的确具有控权功能，但若将程序控权作为唯一价值，则无法应对现代行政复杂流变的新需求，正如学者所言：社会系统内部及系统之间呈现的越来越大的复杂性、动态性和多样性终结了权威单一、主体单一、方式单一、透露着工具主义陷阱的程序控权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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